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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光不灭 精神永存
发布时间:2022-04-24        浏览次数:        

  生于艰苦而不屈,历尽磨难而愈强。他们大都成长于国家民族动荡之时,国弱民贫的困顿,使他们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未来更紧密地连接起来。干法选煤、根瘤菌固氮、光纤通讯……他们用青春和血汗换来的科研自主创新,推动了共和国一步步地前进;诗译英法、谱就中国人自己的音乐……他们坚持文以载道,以坚定的文化理论自信,让世界与我们美美与共。

  漫漫人生路,他们用不息的奋斗擦亮了生命的火烛。烛光不灭,他们的背影虽远不逝。

  在中国海洋大学师生的印象中,您满头银发,身形瘦小,穿着灰色旧夹克,步履蹒跚地走在去往办公楼的路上。

  紧随着您的步伐,师生们也在物理海洋学的路上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您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海洋人才。我国自主培养的第一位海洋学博士孙孚,获得卡尔·古斯塔夫·罗斯贝奖的著名气象学家、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王斌等,皆是您的学生。

  时间退回到1944年,您从武汉大学机械工程学系毕业,来到成都的一家飞机修理厂当试用技术员。在出国交流学习时,您目睹了大海的壮阔,萌生了将海浪能量转化为能源的想法。对海洋的热爱和向往、对国家能源紧缺的使命感,使您在短时间内迅速从航空转向海洋研究。

  当年,您设计出了一种利用海浪能量的装置,迈出了海洋研究的第一步。为了更好地开展试验,您从成都一路向东,奔赴东部沿海。多年以来,您辗转多地,利用一切机会去海边做试验。不论路途多么遥远,不管遭遇多少侧目,您始终带着自己设计的装置前往试验现场。

  您深知,科研不能局限在书斋里,必须应用到广大天地间。如何将海浪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让研究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这始终是您念兹在兹的重要问题。

  20世纪70年代,我国沿海城市的改革开放,迫切需要制定出近岸工程设计和管理的标准。因此,国家相关部门启动了《港口工程技术规范》(以下简称《规范》)编写工作。您毫不犹豫地担起重任,率队攻关。最终,您主持研究的海浪计算方法被列入《规范》。

  多年来,您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精益求精。在担任《中国海洋大学学报(英文版)》主编期间,您仔细审核每一篇稿件,哪怕是一个词都要反复推敲,每一点疑问都要刨根问底,为的就是对作者负责、对读者负责、对科研负责。

  2007年,您不小心烫伤脚踝,伤口感染,需要做手术。术后,医生叮嘱您卧床休息。但您坚持把腿搭在板凳上修改论文,您说:“工作耽误不得,我必须抓紧时间……”

  2013年,您患上肺炎,您把办公室转移到家中,依旧每天工作5至6个小时。直到2019年,您已经年近百岁,因身体不适住院治疗,才依依不舍地放下工作。

  您的一生,是一片丹心向祖国的一生,是春风化雨育英才的一生。您曾说:“许多人问我取得成功的经验有哪些,我并无什么经验可谈,唯独信仰爱国主义和追求科学精神,牢牢树立健康正确的价值观。这就是我毕生献身于祖国海洋事业的力量源泉。”热爱祖国,追求科学,您的精神激励后世坚定前行。

  自上世纪踏上翻译之路,您先后出版了180多本中英法文翻译著作,您将西方名著《包法利夫人》《红与黑》《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等译成中文,将唐诗宋词以及《诗经》《楚辞》《论语》《桃花扇》《牡丹亭》等翻译成英文、法文。2014年,您获得了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之一的“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

  1938年,刚刚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的您,在日记中兴奋地写下:“今夜月很亮,喝了两杯酒,带着三分醉,走到草场上,看着半圆月,忆起往事,更是心醉神迷……”清辉之下,是您对美的永恒追求。

  在西南联大,您度过了意义非凡的四年:钻防空洞躲炮弹,跟同学们打篮球、看电影、玩桥牌,听茅盾、闻一多、朱自清等名家的讲座课程,读萧伯纳、柏拉图、莎士比亚等大师笔下的世界名著。那时,西南联大有“五大才子”,号称“文理法工五堵墙”,其中“文”指的就是您。

  1941年,在欢迎美国空军“飞虎队”陈纳德将军的招待会上,当时还是大四学生的您挺身“救场”,借林肯的经典名句“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巧妙对译了“”,化解了中美双方交流的障碍,被传为译林佳话。

  新中国成立时,您身在巴黎,心里始终惦记着祖国。学成后,您重回故土。在大学执教的同时,继续着自己对翻译事业的热忱。到1958年,您出版了英译中《一切为了爱情》、法译中《哥拉·布勒尼翁》、中译法《农村散记》、中译英法《诗词》,成为我国将中国诗词译成英法韵文的第一人。

  1979年,您在写给美学家朱光潜的信中首次提出译诗“三美”论,即译诗应该讲究意美、音美和形美这“三美”:在传达原文意美的前提下,尽可能传达音美,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传达形美,努力做到“三美”齐备。而您本人,便是这“三美”原则最好的践行者。

  把一个国家创造的美,转化为世界的美,是您翻译诗歌的初衷。在翻译中,您不仅尽最大可能保留诗歌的音韵美,更采用了外国人能看得懂的表达方式,真正实现了翻译中的文明互通,架起了一座中外语言之桥。

  退休以后,您仍忘我工作。晚上对您而言是黄金时段,是“高产期”。您坚持将自己每日的翻译成果一字一字地敲进电脑文档。耄耋之年,您给自己制定了“每天翻译1000字”的工作计划,93岁时还为自己制定了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目标。

  用永恒不变的热情,把人们摆渡到美的世界,正如您所说:“生命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人是有思想的动物,其他的动物对于自身的生老病死不但茫然无知而且漠不关心,而人却需要问一个为什么——由于一个什么原因,为了一个什么目的。人生一世究竟是为什么,又是为了什么?”2003年,您在为《文化四季·生老病死丛书》作序时,论及死亡,探讨了“人生的意义”,称之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那一点儿(几希)”。

  您用生命书写自己的意义,从教育起笔,终在教育落笔,学术自由是您的追求,您也用一生去践行了它。

  1939年,您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工学院,1940年转入文学院,1943年毕业于历史系,并攻读哲学与西洋文学研究生,1946年毕业。

  在您口述的《上学记》一文中,您说道:“读书最大的乐趣在于自己精神上的满足,这比什么都重要,而不在于是不是得到一种世俗的荣誉。”

  毕业后,您曾担任湖南第十一中学教师,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编目员,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今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1986年,您成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也曾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

  “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从此,您把毕生精力倾付于中国的教育事业。

  学生时期,您曾参加“一二·九”运动,为思想解放高呼。1956年,为了响应国家“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您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继续为中国思想解放奋斗。在这里您参加侯外庐先生主持的《中国思想通史》的撰写等研究工作,还在工作之余翻译了帕斯卡尔的《思想录》、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等作品。

  您的思想与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传达的自由思想相碰撞,您的这本译作也成为经典,让“公意”这一概念在中国学术界广为流传。

  1985年,清华恢复文科专业,您回到了清华园,还是讲授思想史。三五个研究生,一两个青年教师,围在您身边一起讨论。您也给本科生授课,与其说授课,还不如说是谈话和演讲。谈“中学”与“西学”、传统与近代化、“五四”与中国启蒙、共性与个性、关照与超越。这些谈话,都收在《文化漫谈》中,继续为世人诉说您的思想。

  您说:“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的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您将自己与社会紧密相连,是小我至大我的超越。

  1999年您出版了随笔集《苇草集》。书名来自帕斯卡尔的名言。您将自己比作有思想的苇草,这根苇草柔软又坚韧。如今,苇草之身已逝,但苇草之魂不倒。

  看电视、打电话、用电脑……如果没有光纤传输信号,我们就无法享受各种媒体设备带来的便利,无法看到、听到更广阔的世界。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您的贡献。

  您是国内研究光纤通信领域的先驱,发展了耦合波理论,提出了“超模式”概念,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根单模光纤,创新发明了宽带光纤“黄氏波片”。

  1944年,在西南联大就读的您弃笔从戎,踏上战场。抗战胜利后,远赴美国攻读。

  1949年,您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工学硕士学位,却毅然放弃了校方的挽留,冒着被军舰袭击的危险,踏上了归国之路。

  归途坎坷,不忘初心。“我爱中国的整个,不仅爱她的美德,而且甚至也爱她的贫困和不幸。”您说。

  1964年,您呕心沥血的《微波原理》出版,成为我国第一本微波电子学专著,被国际研究界评价为一本“为中国人争气的书”。

  调入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与精密机械研究所任研究员后,您又发表了《从微波到光》,这是国内关于光纤可能用于通信的最早文献,为中国光纤研究应用到通信领域打下了理论基础。

  1979年,您担任上海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创建了国内第一个光纤研究实验室。为了加快“单模光纤技术”的研究,您带着团队在实验室里一待就是几个月甚至半年。没有先进的计算机设备,遇到比较复杂的计算,只能按着计算器一点点儿地算。

  苦心人,天不负。您带着团队完成了400兆比特30.7公里的传输系统,这是国内最早的光纤通信系统,填补了我国在光纤通信领域中的空白,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经过两年的攻关,您与上海石英厂合作研制出我国第一根单模光纤。这种纤芯的单模纤维只有头发丝的十分之一粗细,能同时传送上百万路电话,比当时市内电话使用的同轴电话线大近万倍。

  “光纤通信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有什么关系?”2000年,对记者的提问您这样回答:“说来也很简单,现在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是如何把光纤光缆送到你我的家中。那时,我们坐在由光纤送来的电视、电话和计算机等多种信号跟前,才算是真正享受到多媒体给大家带来的福音。”

  您一生专注科研,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工作者,用实际行动实现了人生的目标与追求。

  您几十年如一日,坚持过着简单而又充实的科研生活,把钻研学问和探求真理作为自己的终生爱好。

  “我一辈子所要追求的也许就是一点光。光和热是紧密连在一起的,有了光才有了热,有了热我们才又感受到光的伟大。光和热就是这样在相互交叉,相互融合。”

  “做学问要顶天立地——顶天,就要站在国际前沿,瞄准世界一流;立地,就要结合行业和产业需求,解决我们国家的重大问题。”您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从业60余年,您坚持做“灰头土脸”的煤炭研究,但心中从未忘记祖国的“蓝天梦”。您发展出的“干法选煤”为世界煤炭高效清洁利用作出了突出贡献。

  长期以来,煤炭的分选以湿法为主,以水为介质,又称“洗煤”。而我国三分之二以上的煤炭分布在西部干旱缺水地区,这意味着湿法选煤难以采用,迫切呼唤干法选煤技术的出现。

  为了解决这项世界性难题,您一头扎进了干法选煤技术的研究中去。当时中国的科研水平还很落后,想要成功,几近天方夜谭。“中国人不比外国人笨,就算外国人搞不成,我们也一定要搞成。”在攻坚克难的科研之路上,您始终没有放弃。

  1990年底,正当干法选煤的研究和开发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时,您却被诊断为肾癌。您跟校领导提了两条意见:“如果癌细胞还没有扩散,就尽快手术;如果癌细胞已经扩散,就立即出院,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左肾切除手术后20天,病情刚刚稳定,您就坚决要求出院。没休息几天,您又坐火车赶往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当时从徐州到七台河需要38个小时,中途还要转一次车。有人劝您坐飞机,您却说:“科研经费就这么多,能省一个就省一个。”

  1994年,世界上第一个空气重介质流化床干法选煤工业性试验系统调试成功,干法选煤的“天方夜谭”就此成为现实,您也因此收获了“干法选煤之父”的美誉。

  教书育人,也是您一直热爱的事业。您招学生与众不同,在50余名硕博研究生中,矿物加工专业的只有20位,其他则涵盖了数学、物理、机械、计算机、化工等各个专业。在您看来,多学科交叉的背景正是诞生创新与创意的沃土,而把不同学科分散的力量集聚在一起,也能发挥不同特长人才优势,形成强大的科研团队。

  治学严谨、要求严格,是您的另一大特点。对于学生来讲,求学的过程很苦。大到确定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选题,小到字句、标点符号,毕业答辩幻灯片的制作及时间控制,每个环节您都会严格把关。

  在您的指导下,一批批高层次的创新专业人才快速成长起来,在煤炭资源洁净加工利用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1998年起,您的学生赵跃民教授带领团队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继承并发展了空气重介质流化床干法选煤技术,提出了气固流态化分选理论,发明了新一代干法重介质流化床分选机,开发出模块式高效干法选煤工艺与装备。2009年,以赵跃民为首的科研团队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资助,并被评价为“代表了中国现今煤炭资源洁净加工利用领域最高的科研创新水平”。

  晚年,您还进一步提出了中国洁净煤的战略构想。从为科学研究踏遍矿山的不辞辛劳,到为培养学生的不停奔波,再到为洁净煤技术的不断探索,您的脚步从没有停下,为祖国的“蓝天梦”奋斗了终生。

  在您之前,根瘤菌——这个深藏在土壤中,和豆类作物根系共生、可以固氮改良土壤的微生物,在中国罕为人晓;在您之后,中国根瘤菌研究已硕果累累。

  1954年,在您即将前往苏联学习时,主席邀您去家里做客,给您讲了豆科植物固氮是通过根瘤菌把空气中的氮气变成肥料,他说,工业和农业都应该多利用空气。这是您关于根瘤菌的第一课,也是您确立初心的一课。

  自19世纪发现根瘤菌的固氮作用以来,人们知晓了根瘤菌能在许多豆科植物的根或茎上形成根瘤并固定空气中的氮气,为农田生态系统提供其所需的氮,并在极大程度上改良土壤结构。可是,根瘤菌和豆科植物有哪些共生关系,如何提高根瘤菌的固氮效率?您知道,有很多问题还有待研究。

  然而,与遗传学、基因工程等研究领域相比,根瘤菌在当时并不是热门,甚至是个既艰辛耗时又偏僻生冷的方向,可是您坚信,这“冷学问”里有“大名堂”。

  您的工作,是从野外调查和标本采集开始的。您曾说,“天山南北、五指山麓,只要有可供研究的素材,我就会去考察”。30多年来,作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您带领学生走遍了全国700多个县、市,采集的植物根瘤达到一万多份,发现了一批耐酸、耐碱、耐盐、耐高温的珍贵根瘤菌种质资源,为根瘤菌研究攒下了一份厚厚的“家底儿”。

  板凳要坐十年冷。1988年,经过8年枯燥、烦琐的实验,您发现了根瘤菌的一个新属——“中华根瘤菌属”,这是第一个由中国学者发现并命名的根瘤菌属。您还率领课题组在对2000株根瘤菌进行多相分类研究后,又相继描述并发表了另一个新属——“中慢生根瘤菌”和15个新种,占1984年以来国际上所发表根瘤菌属的1/2、种的1/3。

  几十年青山踏遍,您始终想着,要让这些看不见的微生物为国家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

  观察到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对土壤和环境的破坏,您知道,利用好根瘤菌—豆科植物的共生固氮作用,是从源头上解决氮肥污染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利用丰富的根瘤菌种质资源、成熟的根瘤菌筛选理论和技术,您带领团队和同事在北京、河北、山东、内蒙古、河南等地进行了多年田间试验与示范推广,实现了根瘤菌对豆科植物氮素需求的精准匹配。

  “我过去做的是基础工作,理论要为实践服务,我不能让那么多株菌老死在库里。”您用拳拳之心诉说着对根瘤菌研究事业的不懈追求。

  40多年来,您带出了新中国一批又一批年轻的细菌分类人才。由您创立的中国农大根瘤菌研究中心,也将继续带领我国根瘤菌分类研究的发展与进步。

  “肩负着创造我国社会主义音乐艺术任务的作曲家们,主动地从炽热的生活中吸取各种营养以培育自己高尚的情操,丰富个人的感情园地,并在创作活动中能够始终与人民同呼吸,这既是避免作品陷入苍白、冷漠,不能引起听者共鸣和激动的困境的保证,也是每个为社会主义音乐事业而努力的我国作曲家的职责。”作为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您曾这样说。您一直醉心于中国社会主义音乐事业,谱写有着中国特色的美妙乐章。

  您家学渊源,在父兄的耳濡目染下,您也走上了艺术的道路。“哥哥给了我深远的影响。在我上五年级的时候,他发现我有作曲方面的天赋,就请音乐家张定和、盛家伦对我进行辅导,又支持我考入南京国立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继续深造,即使是在他逃难到香港的日子里,还不断地寄乐谱给我。”

  您称自己“生正逢时”,亲历和见证了新中国文化事业的起步和发展。您作为中央音乐学院学生会主席成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参加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青年出席的第一个国际会议。

  后来,您成为新中国首批留苏的3名音乐专业学生之一,进入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深造。

  “你们是中国人,你们回去是要发展你们自己的文化的。”苏联老师的话,您一直铭记在心。

  您的才华崭露头角,一曲以新疆哈萨克族民歌为素材编配的艺术歌《燕子》赢得赞叹。1957年您创作了《C大调弦乐四重奏》,将中国民歌的情调与欧洲传统和声复调和谐地融为一体。当时,由莫斯科音乐学院4名教授组成的康米塔斯四重奏团一听就非常喜欢,并去苏联国家广播电台录制了这首曲子。

  1958年,您以全优的成绩毕业,并被选为留学生代表在毕业典礼上发言。那时,您立下回馈祖国的壮志豪情:“我回去以后,也要回到我们的音乐学院去教书。”

  从莫斯科归国后,您回到了母校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后成为院长,并将“谱写中央音乐学院这部伟大的作品”作为准则。

  由您担任音乐整体设计并作为作曲者之一的舞剧《鱼美人》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音乐,以高度的民族性和交响性成为中国舞剧音乐的经典。您还将《二泉映月》改编为弦乐合奏曲,改编后的乐曲感人至深,被世界上许多交响乐团演奏。

  同时,您坚守教师岗位,为中国的音乐界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国际知名的音乐家。您说过,教师是您最喜欢的头衔,而学生们也是您最成功的作品。

  无论何时,您从未忘记作为一名音乐人的责任。在国家大剧院建设时,您说道:“国家的某一部分的人士,他们应该有责任带领大家来开展这个文化艺术活动,来宣扬这个东西,来引导群众打开这条路子。”

  而您,正是这群领唱者中的一员,继承并宣扬中华文化,将中华乐曲传向世界,您的信念化作乐章被永世传唱。

  在您的办公室里,常年挂着这样一幅字:立于德、成于学、展于创、益于民。您说:“立于德,就是做任何事要有品德指引;成于学,就是人要有学知识、学做事的本领;展于创,就是不能守旧,要敢于创新;益于民,就是要时刻想着人民。我向此而行,才有今天。”

  您生于乱世,童年伴随着战火纷飞,但是严父慈母的关怀、老师们的授业解惑,为您搭建了一个宁静而稳定的家园。您始终保持着勤学上进的状态,“做有益于人民的事”的人生理想逐渐植根于心。

  1947年,您进入云南大学矿冶系学习。因家庭拮据,您在勤奋学习之余还找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兼职,勉强糊口。在艰苦的环境中,您锻炼出了吃苦耐劳、不向困境屈服的品格。

  1948年12月,您加入了云南民主青年同盟——这个由中共云南地下党直接领导的地下组织是一个进步青年的核心组织,吸纳了大批优秀进步青年。1949年7月,怀着为国家、为人民、为事业奋斗终身的心愿,您加入了中国,革命理想就此开启。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您始终怀着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真挚情怀,在有色金属领域不懈奋斗着。1954年,您进入昆明工学院(现昆明理工大学)工作,开启了有色金属教学与研究之路。1958年,在您的带领下,昆明工学院组建了我国第一个线年,您研制的内热式多级连续蒸馏真空炉得到云南冶金局鉴定,这套真空炉相比传统的电解法优势明显——流程短、无污染、作业速度快,作业成本减少了80%还多。

  从此,这项技术和设备很快在全国炼锡厂得到应用,并广泛用于几种金属的冶炼,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自此,真空冶金技术开始走进有色重金属工厂,并出口到了巴西、玻利维亚和东南亚部分国家。

  科研之外,您从未放松过教学。您率先在国内开设了“真空冶金”的相关课程及实验,培育了大批专业人才及技术骨干。即使身体条件已很差,您依然坚持给研究生上课。

  您告诫学生们,无论是做人还是未来从事科学研究,都应该坚持“真、正、实”。您无数次强调,大学首先要培养学生正直、正派的品德和一种比较开放的思想,同时要培养学生做一个正派、有正气的人,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做对人民有益的事。

  您是这样要求学生的,更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为了做好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您经历了太多事情,从艰苦求学到投身民主革命,再到扎根大学,守好科研阵地,肩负起科技兴国的重任,您的一生是怀抱赤诚之心、砥砺奋进的一生,是值得吾辈敬仰的一生。

  南开园里,您骑车的背影曾是师生们最熟悉的一道风景。从年少到晚年,您在校园骑车穿行了68个年头。您是南开园里亲切的“001”号大先生,也是中国绿色农药的先驱者。您曾深情地给一批本科新生写信,希望这些“年轻的小友”,能够继续推动中国的原始创新和社会进步,担负起伟大时代所赋予的神圣使命,为国家的繁荣昌盛交出一份使广大人民满意的答卷。

  1931年,您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投身祖国科学事业是您儿时的理想。1953年,您放弃了在美继续读研深造的机会,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海归”,并在南开大学化学系攻读研究生。三年后,您拿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南开大学的“001”号硕士毕业证。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农民逐渐开始使用农药,但来源主要依靠进口,价格昂贵,农药生产急需大量专业人才。

  听从恩师、南开大学原校长杨石先的安排,您由元素有机化学转向农药化学研究,自此一生与农药研究结缘。

  1962年,南开大学建立了中国高等院校首个化学研究专业机构——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开启了我国有机磷农药研究的新征程。作为第一批中坚力量,您和科研人员没日没夜地攻关,把草稿纸上的化学分子式转化成一批批国家急需的农药,填补了国家农药研究空白,实现了我国农药生产“零”的突破。

  1980年,您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学习研究解决农业科技创新和前沿问题。回国后,您集中精力开展了昆虫信息素的研究工作,这既是无公害控制害虫新型研究方向,也是世界农药研究前沿。您考虑将相关研究用于国内,却发现成本太高很不现实。您放弃了“最先进”选择了“接地气”,立志要做农民买得起的农药。

  上世纪80年代,一场小麦锈病在我国西北地区暴发并迅速向全国蔓延。管用的药被外国垄断,价格炒到每吨100多万元,农民用不起,看着庄稼减产只能干着急。

  您临危受命,带领团队开始了高效杀菌剂FXN新工艺的研究,其成本仅为进口农药的四分之一。这项技术也成为农药学科中唯一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科技成果。

  经过20余年的努力,您带领团队成功创制了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绿色超高效谷田专用除草剂单嘧磺隆,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我国的长期垄断。

  “单嘧磺隆在分子设计阶段就选择了低价化工原料,产品价格对一般农民来说都可以买得起。”您说,“我们搞农药,一定要符合我们国家的国情。在不了解国情的情况下搞科研,科研可以搞得非常好,文章也写得很有水平,但仍旧不能解决基层的实际问题。”

  知中国,服务中国。您长期投身于农药创制基础研究,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600余篇,出版著作8本,为国家指导培养了180多名研究生。

  2021年10月4日上午,您在学生的陪伴下走完了90年的人生历程,作为中国农药科学领域泰斗、南开师生敬爱的“001号”大先生,永远地将背影留给了我们。

  2022年2月4日,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当“马兰花合唱团”用希腊语唱响《奥林匹克圣歌》时,这些从山村飞到鸟巢的孩子惊艳了世界。

  马兰是红色的。位于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镇西部深山区的马兰村,曾是《晋察冀日报》报社所在地,也是第一部《选集》诞生地。

  当年,您的父亲邓拓任报社主编,在敌人扫荡中一边游击,一边办报纸,在这里创造了“用八匹骡子办报”的奇迹。

  “我就是马兰人。”您出生后被寄养在马兰村附近的乡村,在老乡家生活3年,把这里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赓续传承,两代情缘。父亲留下的“马南邨人”印章,母亲传给您的“马兰后人”印章,一直都是您案头的珍藏,更是两代人的马兰记忆。

  一次偶然,您得知村里的孩子们都不太会唱歌。在您眼里,没有音乐的童年是苍白的。山村孩子的世界也应该是多彩的、欢快的。于是,您拿出退休金,动员家人凑钱,盖了7间校舍,第一次让马兰村的孩子们有了音乐教室。

  您带去6把小提琴,又搬去架子鼓、电子琴、钢琴、长笛、黑管等乐器,从此,孩子们的童年变得有声有色。

  赶公交、换地铁、乘火车,再换乘班车……从2004年开始,您就常年奔波于北京和马兰村之间,成了村里的第一位全才音乐老师,不但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解决学费问题,还帮助村里搞起了红色旅游。

  18年来,您不仅教孩子们唱歌,手把手教他们演奏乐器,还启发孩子们用生活中常见的勺子、铃铛和锯条奏出动人的旋律,希望能用音乐帮助孩子们实现梦想、改变命运。

  随着孩子们对音乐的热爱和进步,您成立了马兰小乐队,在大山深处,歌声响彻云霄,世界名曲回荡。

  “马兰的孩子一样聪明,只是缺乏机遇和舞台。”2008年10月,您带领小乐队第一次走出大山,来到北京演出,此后孩子们表演的足迹延伸到湖南、浙江等地的舞台。

  2013年,您又发起了“马兰儿童音乐节”;2015年,您亲自设计、自筹资金,在学校旁的山坡上打造了一座浪漫的“音乐城堡”……

  “人,因为持守而变得美丽。”您就是这样的人。作为无私奉献的音乐教育志愿者,您培养了200多名学生,其中10余人在大学就读了艺术专业,有的毕业后从事艺术教育。

  马兰小乐队的孙志雪,是马兰村第一个考取音乐专业的孩子,常说“邓老师像一束光,启发和鼓励我们,走出一条更精彩的人生路”。

  (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梁丹 焦以璇 曹曦 张赟芳 实习生 霍怡静 通讯员 蓝芳 综合整理)

  作者: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梁丹 焦以璇 曹曦 张赟芳 实习生 霍怡静 通讯员 蓝芳 综合整理